在利息税与基准利率政策之间的抉择
货币政策调整的余地并不充裕，利率上调并非最佳选择，而利息税的取消或暂停征收应该是一个必要选择。利息税取消有利于改变公众对金融资产相对风险和收益的预期，从而优化金融资产结构货币政策调整的余地并不充裕，利率上调并非最佳选择，而利息税的取消或暂停征收应该是一个必要选择。利息税取消有利于改变公众对金融资产相对风险和收益的预期，从而优化金融资产结构
继2007年5月19日中央银行分别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和0.18个百分点后，从国家统计局6月公布的数据看，2007年5月的通货膨胀率依然毫无悬念地跨越了3%，一年期存款利率再度变为负利率，中央银行上调基准利率似乎又成为一种必然。
与此同时，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取消已经征收了八年的利息税，这意味着新一轮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举，共同实施对宏观运行的需求管理。然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作为宏观调控的两种主要手段在政策目标和传导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具有不同的预期政策效果。
一、利息税的政策调整首先必须基于宏观经济的中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
与利息税的开征相似，该税种的取消同样基于宏观调控当局对经济走势的中期判断而非短期波动管理。利息税开征的经济背景是，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5月1日起连续七次降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仍难以扭转储蓄存款余额增长的势头。为了调控经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国家税务总局决定恢复征收利息税。中国从1999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并规定开征税率为20%。
反观当前，中央银行已经在最近两个月内两度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值得思考的一个特殊现象是，2006年4月28日中央银行单独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而存款利率维持不变，但2007年5月19日的利率上调则把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贷款基准利率仅上调0.18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中国面临一个激烈的中期金融结构变动——居民的金融资产持有形式发生较大调整。
可以说，一直到2006年第四季度之前，公众持有储蓄存款的意愿始终强烈，因此在利率政策上甚至可以出现仅上调贷款利率而维持存款利率低位的现象，而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到2007年5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7.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1%;当月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1581亿元，同比少增2662亿元。其中，居民户储蓄存款减少2784亿元，同比多减2959亿元(去年同期增加174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中期现象——如果出现居民储蓄存款持续下降，则利率上升是一个可预期的政策趋势，由此，利息税取消的政策放大效应将十分明显:在税率固定的背景下，利率越高，税收返还的力度越大。
二、利息税与基准利率调整的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差别
尽管中国当前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很难说与利率直接相关，但汇率决定的利率平价理论显然仍然具有普遍真理性质，即资金总是具备从低利率地区向高利率地区流动以实现套利的动机。不可否认，当前的资产泡沫化、存款增幅下降乃至外汇储备激增都与人民币升值高度关联，因此，利率上调并非最佳选择——尽管从货币政策自主权而言，利率仅仅应该考虑国内通胀和增长因素，但作为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内外经济同时均衡是必须考虑的内容。
据此，我们的政策余地虽然并不充裕，而利息税的取消或暂停征收应该是一个必要选择。从政策传导机制看，由于利息税仅仅针对居民储蓄存款，而居民储蓄的下降构成了银行存款下降的主体，则利息税取消有利于改变公众对金融资产相对风险和收益的预期，从而优化金融资产结构。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继续采取存贷款利率同步上调的做法，则根据逆向选择理论，个人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违约可能性将上升，银行信用风险必然加大。如果仅仅上调存款利率，银行利差空间会进一步收窄。虽然我们坚持利差收窄是一种有利于商业银行改变收益结构和经营结构的正面激励，但任何结构调整都属于中期现象，且应该避免其短期内的负面效应。换言之，存贷款利差收窄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步伐不宜过快。
从一个更为严峻的角度看，尽管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但银行存款的活期化和居民储蓄存款的下降，伴随着较快的信贷增长，则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甚至流动性不足的危机是必须得到关注的，生死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尽管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从银行资产主导向资本市场与银行融资并重是一个基本发展趋势，但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转型都存在一个适度速度问题。因此，在通过利率政策调节总需求的同时，利息税政策调整是未雨绸缪地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强有力手段，以谋求金融转型中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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