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可以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停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根据议程，今天将对这一议案进行表决。舆论认为，此举意味着实行多年的利息税可能减征或免除。
近期关于取消利息税的讨论，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取消利息税，可以减少消费者在通胀环境下的税负压力;二是可以用取消利息税来代替央行的加息政策;三是担心它对股市带来新一轮的利空冲击。同时，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废除利息税有利于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而我则越来越感到，市场对利息税的作用出现了过高的评价。
1999年，面对东亚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需要有一些促进内需的政策手段，而导入利息税似乎有利于增强民间消费，在这种背景下，利息税出台。但须知，储蓄减少会引起未来消费的减少，消费者为了使未来不受影响，就会有意识地削减现在的开支，增强储蓄，以保证未来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开支上的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利息税产生拉动内需的效应。
那么，是否因此需要废除利息税制度呢?我认为利息税的导入，主要并不是出于刺激内需，而是为了增强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以配合当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众所周知，在东亚危机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在当时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利息税是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并且，中国目前正在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所承担的支付部分，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更多地由个人来承担，这就要求政府尽快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而如果没有一个雄厚的财政盈余作为后盾，就不可能开展实质性的公共投资。所以，增加财政收入(扩大税基)还是目前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目前，控制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正在成为近来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长期以来一直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实质性效果。那么，是否就可以借用税收政策来完成货币政策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持本国货币价值的稳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而税收政策主要是政府通过征税，向社会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或用于再分配以确保社会公平有序发展。如果将这两种政策混在一起滥用，将会严重影响货币或财政政策各自的独立性，最终将使之失去有效性，造成国家宝贵资源的严重浪费。
其次，在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中，税收体系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因为今天政府钱多就少收税，明天钱不够就可以多征税。税收体系的稳定也是政府威信树立的一个重要渠道。而货币政策的及时调整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是法律赋予一个国家央行的神圣权力，无可非议。当然，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实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便如此，利息税也不能替代加息等货币政策手段。
再次，即便废除利息税，对负利率改善效果也不会十分明显，对资金流向影响更弱。今年以来，央行正在努力提高其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诚信度。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做法一定会大大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目前通过财政政策来替代货币政策，那么，有可能使央行今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负面的影响。而且，税收政策因为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宏观调控的任务，所以，就有可能额外增加其支出，从而影响公共投资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正如印花税的突然调高导致股市大幅下挫一样，如果人们对利息税的误解而形成错误预期，那么，完全有可能导致市场过度反应，资产价格也会因此出现暂时震荡。
另外，利息税的废除对缓解贫富分化的意义十分有限，有效的再分配会比一刀切的减税方法来得更有效。否则，我们只能妥协于次优选择———废除利息税。但利息税的废除，并不能保证资金会回流到银行体系。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目前流动性充裕的环境，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和深化，那么，即使“脱媒”现象较为严重，也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互补效应，会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外部负面冲击的能力，会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并不断地健康发展。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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